为什么底层人喜欢宏大叙事？

过年回家的年夜饭，我旁边坐着一个远房的叔。

吃饭的时候，他讲了快两个小时，从中东讲到芯片，讲到哪个国家的物价、哪条航线的军舰，语速很快，眼睛是亮的。桌上没人反驳他，大家也都在听，时不时附和几句，后来我知道他厂子里今年在裁人，他妻子那笔看病的钱还没凑齐，儿子高三，他和儿子已经小半年没说过话了。

那天我心里想的是，那两个小时，可能是他那一周里唯一觉得自己还挺明白的两个小时。

这题我看到的时候有点犹豫，因为它太容易写成一篇高高在上的东西了。并且我还蛮不喜欢底层这个词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嘛，哪里有底层呢？不管是什么工作，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嘛，所以说我更希望把这个问题的底层这个词换为基层。然后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沉迷宏大叙事的本质是无能，是因为他没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所以才去找一个人人都无能为力的赛道显得自己有格局。怎么说呢，我认为这话有它的道理，但把这件事叫做无能就错了。准确的说，我认为它更接近一个人在无力的时候会有的正常反应。这两个词虽然就只是字面上差一点点，但是意义上差距很大，解释力也差很大

所以说，我想慢慢说清楚这件事的底层逻辑。因为是我这几年读到的最能说明”情绪调节策略有适用边界”的一个现实例子，而且它跟每个人都有关，不只是那个叔。

还有个前提我要先说明一下。”底层人为什么喜欢宏大叙事”这个问法自带一个道德评价，顺着它答，答完了只能得出一个人品结论。但是如果把它换成”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会把注意力从近处移到远处”，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个版本可以做实验。而且已经有人做过了，做出来的结果比任何道德批评都更有解释力。

好，跟着思路，我们发车啦！

控制感被拿走的时候，人会去别处找秩序

这是全文的基础。

有一系列研究做的是这么件事。先在实验室里降低被试的个人控制感，办法很简单，让他回忆一件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经历，或者让他做一个反馈完全随机的任务。然后测他对外部秩序的信念，比如他对政府正当性的支持程度，或者他对”存在一个安排一切的更高存在”的认同程度。

结果是，个人控制感被削弱之后，对外部秩序的信念显著上升。

这个发现的意义比它字面看起来要重要。它说的是，人对”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个信念有一个几乎恒定的需求量。这个需求量优先由”我能控制我的生活”来满足。一旦这条路断了，需求量不会自己降下来，它会转移，去找一个更大的、外部的、不需要你亲自动手的秩序来填。

所以这不是一个选择，更接近一个自动反应。

一个人如果每天上班十二小时，收入不由他定，工作能干到哪年不由他定，孩子上什么学校不由他定，看病要花多少钱不由他定，那么他生活里”我能控制”这部分几乎是空的。空掉的那部分不会安静地空着，它会去外面找一个替代品。

而所有替代品里，宏大叙事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它足够大，大到看起来真的能容纳一切；它足够远，远到你不用为它的结果负责；它还足够确定，因为它给出的都是方向性的判断，不需要你去核对细节。

我导有次听我讲到这儿，说了一句我感觉蛮精准的话。他说人受不了的从来不是坏消息，真受不了的是没有消息。给他一个坏的秩序，他也比待在无序里安稳。

为什么偏偏是远处的事，学门手艺不行吗

这是很多人卡住的地方。既然缺的是控制感，那去学一门技术、把身体练好、把家里的账理清楚，这些不是能真正拿回控制感吗，为什么偏偏是去关心几万公里外的事。

答案在带宽上。

有一套研究讲稀缺性，结论很直接。长期的资源匮乏会持续占用人的认知带宽。它并不让人变笨，而是让可用于思考的那部分容量被”下个月房租怎么办”这类东西常驻占着，剩下的不多了。这个效应在实验里能测出来，同一个人在手头紧的时候和宽裕的时候，做需要动脑的任务表现是有差距的。

现在把这个放进来看。学一门手艺、理清一笔账、修复一段跟儿子的关系，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全都需要大量带宽，而且每一步都会给你具体的挫败反馈。你学到第三天卡住了，你知道自己卡住了。你想跟儿子说话，说了两句就吵起来了，你也知道结果了。

宏大叙事恰恰相反。认知心理学里有个说法，心理距离越远的东西，人对它的表征就越抽象。远处的事你只需要一个轮廓、一个立场、一个方向，不需要细节，因为你根本拿不到细节，也没人能拿这个细节来考你。

所以它是唯一一种几乎不耗带宽，又能大批量供应意义的东西。

这就解释了那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一个人可能在具体决策上短视得让人着急，同时在遥远的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这两件事不矛盾，它们是同一个原因的两面。近处的事需要带宽，他没有；远处的事不需要带宽，他有热情。

（写到这我想起自己读博卡壳那阵，数据跑不出来的那两个月，我突然变得特别关心学术评价体制的问题。跟人聊这个比打开自己那份数据舒服太多了。说真的，同一个机制，我也在用。）

借群体的光取暖，这件事所有人都在做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题最容易滑进去的那个俯视位。

有一个很老的研究，我一直觉得它是社会心理学里最生动的一个。研究者去几所大学观察，统计球队赢球之后的那个周一，校园里穿本校服饰的学生有多少。结果是赢球后显著增多。更妙的是语言上的差别，赢的时候学生说”我们赢了”，输的时候说”他们输了”。

这个现象叫沾光。人会把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就，直接兑换成个人的自尊感，而且兑换得毫无障碍，几乎不经过意识。

关键在于，这个机制不是底层特有的。它是人类通用配置。你为你母校的排名高兴，为你老家出了名人高兴，为你支持的球队高兴，为你公司上市高兴，这些全都是同一个操作。

那为什么在底层身上，这个操作看起来那么突出、那么密集、那么让人不适。

我的答案是这样。不是底层的人更爱宏大叙事，是底层的自尊来源里，只剩下宏大叙事没被拿走。

一个人的自尊有很多个供货渠道，职业成就和收入是最显眼的两个，往下还有专业能力、被人尊重的经验，再往下是孩子的成绩、审美趣味这一堆。资源多的人这些渠道是并列的，某一个断供了，他从别处补，谁也看不出来他在补。

而当收入、地位这些主渠道和被人尊重的经验一起紧张的时候，剩下能免费领取的自尊供货只有一个，就是”我属于一个了不起的更大的东西”。

这个渠道有个特点，它免费、无门槛、不查你的资格。你不需要任何成就就能领取，领到手上还是真的能顶饱。

所以这跟趣味高低没关系。这是唯一一个还开着的窗口，谁都会挤过去。

往下再继续分析下去，会有个更反直觉的东西，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不太愿意相信。

社会心理学里有一套研究，专门看处在体系底端的人怎么评价这套体系。直觉的预测是他们会最反对它，因为他们受损最多。但在相当多的情境下，观察到的是相反的东西，处于劣势的人有时候会比处于优势的人更卖力地为体系的正当性辩护。

我得说清楚，这个发现有条件，并非所有低地位群体都这样，具体什么条件下会出现，学界还在吵。但它出现的频率高到研究者专门给它起了名字。

它的解释路径是这样。承认两件事同时为真是非常难受的，一是这套规则对我不公，二是我完全没有能力改变它。这两条摞在一起，人是几乎待不住的。

那就必须放弃一条。

放弃第二条太难，因为它就是事实，你每天都在被它证明。所以人会去放弃第一条。相信规则大体是公正的、自己的处境有其合理性、只要再撑一撑事情会好，这样至少保住了一个更基础的信念，世界是讲道理的。

保住这个信念的收益是巨大的。因为一旦你放弃它，你面对的就不只是穷，而是穷且随机，是明天可能更坏而且毫无理由。人对”随时可能更坏且没有原因”的耐受度，远低于对”现在很坏但有其道理”的耐受度。

所以宏大叙事在这里做的事，是给苦难安装了一个理由。它把”我在无意义地受苦”改写成”我在参与一件大事”。同样的十二个小时，客观上一毫米没变，主观上不是一件事了。

这个改写有用吗。有用。我不打算说它没用。它真的能降低痛苦，这在情绪调节的研究里是有数据支撑的。

问题在别的地方。

我这个方向刚好有一把能用的尺子

我读博做的是认知情绪调节，研究的就是人用什么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以及哪种办法在什么时候好用。所以看到这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跟这个人对不对无关，我想知道的是他在用哪个策略。

先给个背景。情绪调节领域有一个被研究得最透的策略叫认知重评，意思是通过改变你对一件事的解读来改变它带给你的感受。同一次被上级当众否掉，你解读成他针对我，和解读成他今天自己被骂了，情绪强度是两回事。

重评的名声一直很好。几十年的研究里，它基本是那个”健康策略”的代表，跟压抑放在一起对比时，重评那一栏的指标漂亮得多。

宏大叙事就是一次规模巨大的重评。它做的事一模一样，不改动任何客观事实，只改动这件事在你脑子里的意义。你的十二个小时没变，工资没变，膝盖还是疼，但它的名字从”被榨”改成了”参与”。

那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就要说到我一直觉得整个领域里最有价值的一个发现。

有一项研究做得特别好。研究者先在实验室里测了被试运用重评的能力，测的是行为指标，不是问卷自评。然后单独评估这些人在过去一年里遇到的最大压力事件，关键是给这些事件的可控程度做了分类。最后看她们的抑郁水平。

结果分成两半，而且这两个部分是相反的。

在低可控的压力下，比如亲人重病、遭遇天灾这类你确实什么也做不了的事，重评能力越强的人，抑郁水平越低。这符合所有人的预期。

在高可控的压力下，比如一段能沟通的关系、一份能换的工作、一个能改的习惯，重评能力越强的人，抑郁水平反而更高。

第二个结果我第一次读到时来回看了好几遍。它说的是，同一个被公认为健康的策略，在可以动手改的处境里，用得越熟练，人反而越糟。

想通了就很合理。你重评得越漂亮，那件本来能改的事就越不难受；越不难受，你就越没有动力去改它；不改它，它就一直在那儿，只是不叫疼了。重评在这种时候起的作用，是把一个能修的问题调成了静音。

所以尺子出来了，而且它跟”你该不该关心大事”完全无关。

它可以衡量的只有一件事，这件事你能不能动。

拿这把尺子回去看开头那顿饭，就能把话说得很准了。

芯片、航线、哪个国家的物价，这些是不可控的。他对着这些用宏大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是这个策略的最佳适用场景。谁也改不动这些事，那从里面拿点确定感和意义走，就是纯赚。

厂子在裁人，这件事一半一半。他改不了裁不裁，但他能改自己的位置、手上的技能、有没有提前找过下一家。

而他和儿子已经小半年没说过话了，这件事是高可控的。它需要的只是他开口。它不需要资本，不需要学历，不需要运气。

危险的地方在于，宏大叙事这个策略不区分。它是一个通用溶剂，你把什么泡进去它都能给你溶解掉一部分痛感。他坐在桌上讲两个小时国际局势，那两个小时里，儿子那件事的疼也一起被压下去了。

第二天他不会觉得自己逃避了。他只会觉得没那么急了。

这是我认为整件事里真正的代价。他被谁忽悠了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把能修的和不能修的一起交了出去。交出去的时候，是同一个动作，同一种舒服，他自己分不出来。

我不劝任何人扔掉止痛药

写到这我得把立场摆清，因为这一段很容易被读成一个居高临下的建议。

如果一个人手上百分之九十的事情确实是不可控的，那他大量使用宏大叙事，是理性的，甚至是必要的。你让一个每天被现实按住的人放弃这个来源，去直面”我的处境毫无意义且不会改变”，那不叫清醒，那是把人推下去。止痛药本身没有问题，止痛药盖住了骨折才有问题。

所以我不提供什么”别看新闻多读书”这一类的东西，那是没有理解他在解决什么。

真要说一个动作，只有一个，而且很小。

拿一张纸，把眼下让你难受的事全写下来，然后只做一件事，给每一件标上”我能动”或者”我动不了”。

标完之后，那些”我动不了”的，你照旧用你原来的方式活下去，我不动它。而那些标了”我能动”的，只要你发现自己正在用一个更大的解释让它变得不那么疼，那就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的意思是，你已经把它调成静音了。

这个分类动作本身就有效，因为它不允许通用溶剂继续通用。它逼着你在每一件事上单独判断一次。

方方跟我聊过一句挺准的话。她说很多人分得清，问题是分清了就得干活了，所以宁可一直混在一起。

（这话我当时没接。因为我知道她在说我那两个月。）

最后回到”底层”这两个字

我不太喜欢这道题的问法，写到最后更不喜欢了。

因为它把这件事装进了一个阶层标签，好像这是穷人的一种趣味缺陷。而按照上面这一整套机制看，它跟穷富的关系是间接的。它直接挂在无力这两个字上。

穷之所以相关，是因为穷会让一个人生活里可控的部分大面积缩小，让他的自尊渠道一个接一个断供，让他的认知带宽长期被占。这三件事一起发生，宏大叙事就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那个出口。

但只要这三个条件凑齐，谁都会往远处站。项目黄了的中层，被套住的老板，论文卡住的博士生，都会。区别只在于资源多的人，通常有更多地方可以站，也更快能站回来。

那个叔，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选择，只能那样。

所以下次看到有人在饭桌上讲得眼睛发亮，你可以不同意他，但可以多想一下，他为什么要站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才觉得自己还站着。

然后，如果你确实还有得选，就回来看看你自己那张纸上，有哪几件事被你标错了。

📎 原文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73029345371805573/answer/2076418992680472643